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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湖北省武汉市新修订的《武汉市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出门遛狗应挂犬牌、束犬链、戴嘴套，引发热议。
人狗之争，已成近年来极为热络的公共话题，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。保护狗权也是尊重人权，一方面养狗是一项基本权利，情感寄托与亲情构建的因素理应得到尊重；另一方面，其他人的权利也应获得尊重，当不文明养狗行为已触及公共利益，及至威胁到他人的安全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后，就应该规范养狗行为并化解人狗矛盾。
当前，恶犬伤人已成为大概率事件，其间以大型猛犬的危害性最为严重。比如，今年年中，北京朝阳区一个5岁男孩蹲在地上玩耍时，突然被一只大狗咬伤了脸部。事发后父母带着孩子辗转了6家医院，花费十余万元，才控制住了孩子的病情。因养狗而引发惨案，不但会让养狗者付出法律代价，让其他人有受到攻击的风险，更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社会成本，带来不确定的治理隐患。
国内某宠物行业网站发布的《2018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调查显示，2018年中国城镇养狗的人数达到3390万人，这一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继续增长。随着养宠市场的不断壮大，对养宠行为进行规范并纳入严格的法律约束中，既是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需要，也是力足长远进行系统性治理的选择。其间既包括对宠物品种的约束，也包括疫苗的注射、遛狗应挂犬牌、束犬链、戴嘴套的行为要求等。
有比较才有鉴别。即便在古代，因为养犬行为不当而造成伤害事件，即便是过失行为也会付出法律代价。《唐律疏议》第207条规定：“以不施标帜羁绊及狂犬不杀之故，致杀伤人者，以过失论。过失者，各依其罪从赎法。其‘故放令杀伤人者’，谓知犬及杂畜性能抵蹋及噬啮，而故放者，减斗杀伤一等。”在国外很多国家对养狗违法的处罚也极为严厉，以英国为例，除了可以实施无上限的罚款外，恶犬伤人，最高可将狗主人判处14年有期徒刑。相比较而言，国内在这方面还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，这是造成养狗者社会公共责任薄弱的关键因素。
有限制的自由才会成为真正的自由，给养狗行为立下规矩对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保护。遛狗不拴绳的后果，除了伤人外，还可能造成爱犬走失；长期找不到主人的宠物狗，极有可能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被处置。在动物保护意识尚未到位，保护体系也有待完善的语境下，纵容式的宠物管护也将宠物置于风险之中。
如果把养狗行为作为检验社会文明的维度，那么公众文明的实现，离不开治理层面的水平提升。人与狗的和谐相处，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加和谐。保护狗的权利，就是在维护更高层次的人的权利。而厘清权利和自由边界，更需坚持辩证的思维和对立统一的行为判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