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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时间12月15日22时左右,联合国气候变化卡托维兹大会终于敲下闭幕锤,中国代表团成员樊星(右二)与刘哲(右一)起身致敬,露出久违的笑容。
联合国气候变化卡托维兹大会近日顺利闭幕。参与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的高翔,对这场历时两周的国际大会感到难忘和不舍。“我们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,但一想到‘透明度’议题组里不少其他国家的小伙伴明年即将更换工作,又深感不舍。毕竟在过去的3年里,我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。”高翔说。
“必须完成好国家和代表团交给我的任务,这是我的使命”
来到波兰的卡托维兹,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朝夕相处半个多月,他们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:这是一群谈判经验丰富的人。他们中,很多人是气候谈判的资深人士,参加气候谈判少则5年,多则逾10年。
今年是高翔进入代表团的第十个年头。从第一次进入中国代表团从事协助工作、到跟着前辈一起谈判、再到如今作为“透明度”议题组的协调员,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。一次次历练中,他逐渐成长为代表团里备受后辈尊敬的“前辈”之一。
高翔表示:“作为一个重要议题组的协调员,主持各方谈判、听取各方意见,总结一份相对平衡的案文,常让我压力很大。好在有团里的小伙伴提供支持,领导和前辈给予指引,让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节点。”
其实,像高翔这样敬业、认真的人在代表团里不胜枚举。来自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王田作为“透明度”议题组的中国谈判代表,与协调员高翔配合默契,推动了大会在相关议题上的案文形成。这也已经是她从事气候谈判相关工作的第七年了。
记者了解到,尽管气候谈判时间只有两周左右,但王田一行“有备而来”。“我和同事们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工作,与美国、欧盟、基础四国以及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,在技术层面上进行交流,对各方关切有了一定了解。预设到关键的问题并准备了不同的方案,随机应变。”王田说。
事实上,在过去的两三年里,代表们为卡托维兹大会的谈判付出了大量心血。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发所的刘硕对此深有体会:“我的孩子才3岁,为了在开启谈判前做好沟通工作,这两年来几乎每个月都得出差。孩子渐渐懂事,作为一位母亲,我感到一丝歉疚。但因为工作性质,必须完成好国家和代表团交给我的任务,这是我的使命。”
“最大的感受就是谈判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”
来自外交部条法司气候办的郭晓峰是一名斡旋于谈判场多年的“老”专家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,吸引了不少外国代表的目光。
“我一向偏好中山装。一是越来越多的与会代表喜欢穿戴具有本国特色的服饰,表明自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一种认同和自信。二是这身打扮确实受到了不少国家代表的称赞,增加了谈判过程中的信心。”郭晓峰这样介绍道。
郭晓峰参与气候谈判工作要追溯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。后来因工作原因,他被单位派去驻外。今年年初,他又再次回归到代表团这个大家庭中。
谈到此次回归,郭晓峰最大的感受是谈判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。“前些年,参与气候变化谈判,我们的‘打法’往往是‘阻击战、防御战’,当时气候谈判的总体目标是为我国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发展空间。如今再次回到谈判场,从政府到一线谈判人员,不再是以前的防御战略,而是转变成更积极、主动地参与,协调矛盾、弥合分歧,我们已经慢慢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贡献者、引领者。”
“团队的谈判整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”
随着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,中国代表团肩负的责任、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。他们在一场场谈判中,积累了不少经验,与各利益集团沟通、协商,找出相对平衡的落地方案,推动完成《巴黎协定》实施细则的各项议题谈判。
“谈判是个非常考验精神意志的活儿。”郭晓峰说。每个代表在维护各国基本诉求和利益基础上,既要做到善于说理、以理服人,从多个角度维护我方观点,也要善于在第一时间抓住对方的漏洞,这就是谈判的艺术。“我上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,法律辩论是当时的基础课程,所以在每次气候谈判的议题中,我都努力运用合适的技巧。”他说。
中国代表团的谈判代表们正在逐渐成长。无论是谈判语言、谈判技巧,还是对国家政策的把握,他们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中有着不俗的表现。在郭晓峰眼中,不少代表尽管十分年轻,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。他们能自如地参与谈判过程,已经从被动防守的谈判角色转变为平等协商的重要参与者。“我们团队的谈判整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,一些代表的谈判能力非常突出,技巧把握得当,谈判思路也非常灵活。”
“也许谈判就像两个美食爱好者之间的讨论。可能你想吃这道菜,我想吃那道菜,我们一时间很难达成共识点一道菜。但我们可以坐下来,好好聊一聊。我可以去了解你想吃这道菜的原因,是因为偏爱某种味道或是口感,还是因为它的食材。分析完这些原因,再一步步地消除意见分歧,达成共识。最终,我们解决问题的层面不再停留在这道菜本身上,而是这道菜涉及的一些更具体的环节。”王田这样说道。